阎真访谈:做人和当作家

【网主按】
我以前的一位朋友,不只一次跟我提起过一本叫《白雪红尘》的书,说很值得一看,但我一直没机会看到。近日刚刚独自一人看完一部叫《岁月》的电视剧,印象深刻,感触良多,细一查看方知此电视剧乃改编自《沧浪之水》,其作者为阎真,《白雪红尘》也为其所著。一声叹息,劝君有机会看一看《岁月》,看一看《沧浪之水》,《白雪红尘》。


阎真其人:
  阎真,湖南长沙人。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1988年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。现为中南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  他的长篇小说《曾在天涯》(海外版名《白雪红尘》)199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《沧浪之水》是他第二部长篇小说,获《当代》2001年度文学大奖。另著有《因为女人》。
   在当代文学研究会、南方日报报业集团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单位联合举办的“2002年度中华文学人物”评选中,阎真当选为“进步最大的作家”。

  人需要实力和定力

  记者:评论家雷达先生说,《沧浪之水》深刻地写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。您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反映“败坏”的始末?

  阎真:祖上是书香门第,后来自己也当了大学教师,在精神上我与“知识分子”这个群体血脉相连,比较了解。

  西方曾说,“知识分子死了”。在中国,知识分子传统的价值系统也受到挑战,君子的处世原则,譬如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,贫贱不能移,在今天已经销声匿迹。一个人在白天和黑夜,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平民也可以坚持的心灵高贵变成了有钱才高贵,表里如一、言行一致的人开始与自己搏斗,开始枪毙自己的信仰和纯粹……知识分子的身份感普遍失落,传统的“道”寸步难行,权势金钱一路高歌。虚无主义在蔓延,随后便是灵魂的毁损。我想借知识分子池大为的升降沉浮,展示人性百态,官场的翻云覆雨,同时也是对“知识分子之死”的忧虑和抗拒。

  去解剖残酷的事实时,心里总是感到悲凉,我可以说,在《沧浪之水》里,90%是真的,而且越是震撼人心的,越是真的。

  记者:那您觉得现代还能追求干净的成功吗?有读者曾感兴趣,如果您是池大为,您是选择一直在底层保持谦卑的“沉默”,还是随波逐流进而飞黄腾达?

  阎真:一般我不作这样极端的选择。我不会去锤炼察言观色、溜须拍马的本事,靠着大树好乘凉,也不会一味寻求世外桃源,任由小人宰割。我会全力以赴地把自己的专业技能练好,再一步步往上走,即使是缓慢的,但也会坚持向上的趋势。

  其实,池大为、马垂章起初也是清清白白的好人,为什么会发生灵魂的蜕变与扭曲呢?不仅有社会的原因,也与个人有关。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免心浮气躁,急功近利,想走捷径赢得个满堂喝彩。但这并不保险。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,人性的善良和道德感已经不足以让人活得足够尊严,这时候人更需要定力,更需要实力。定力就是你心灵的力量,足够与世俗化的诱惑——譬如车子房子票子——相抗衡;实力就是你能够安身立命的某项技能,能学到精通,成为不可或缺的单位人才,就会找到自己的出路,获得干净的成功。

  我特别敬重曹雪芹,他安于寂寞清贫,呕心沥血创作了长篇《红楼梦》,不为换取铜钱或者名声,只是为了一个梦想和一种信仰,后来也成功了,流芳百世。

  记者:您一直推崇这种传统的精神人格?

  阎真:应该是吧。起初创作《沧浪之水》,就是源于这种对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景仰。

  那天夜里,我失眠了,拿起《李白传》,竟然看到了天亮。合上书本时,泪水也掉了下来。千古奇才,晚景如此悲凉,又何止李白呢?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文化名人,从屈原到曹雪芹,风华无涯,却无一例外遭遇厄运。卑微、孤寂和贫穷,几乎成了他们的宿命。

  几千年过去了,无限的时间像几页教科书一样被轻轻翻过,我们只能从传记里看到沉重,感知那些不朽的灵魂。那些为了纯粹心灵的理由而坚守的人,在苍凉的历史瞬间茕茕独立,带着永恒的悲怆与骄傲。为什么会这样?他们是创造者啊!创造,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,不但需要天才,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;但正是这种真诚和坚挺,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凄凉……

  记者:这种人生的矛盾您如何看待呢?是应该继续坚守下去还是改弦更张?

  阎真:人有很多种。池大为从父亲那里继承并珍藏着一本《中国历代名人素描》,书里的人物,都是坚挺人物的代表,司马迁、嵇康、苏东坡都是坚持个性、不肯俯就的人,他们才是真正的人,却被现实折磨,一生凄凉。小说就借池大为之父的遭遇,反映了这种坚挺人格的尴尬处境。相反,猪人沉溺于物质满足,狗人则阉割自己作为人的特性,听命于权势,随时准备跳起来咬人一口,丁小槐就是代表。偏偏,他们的生活看上去更“幸福”。

  我刚写完一部理论专著《百年文学和后现代主义》,探索对象的否定和怀疑的精神,研究过程中,那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也深深感染了我,以至于对自己写作的意义也感到怀疑。我感到一种目的性被摧毁后的巨大空缺,意义和依据都落空了。

  世界变化了,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、相对主义都在解构单纯的信仰。陶渊明的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气节,曾经在我心中无比高大。然而当他饥寒交迫时,只怕也会为一顿饭无着落而愁煞。陶渊明避世的“隐”,在于他已经有了充饥的粮食。现在,我也在质疑,也在忧虑——传统的知识分子专注于君子小人之辩,可市场经济只区分强者弱者,功利成为惟一的标准。无孔不入的市场规则,是纯粹的精神力量能抗拒的吗?是否应该重构能与现实发生联系的新的人文理想?

  记者:您有答案了吗?

  阎真:我无法提供标准答案,只有希望。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资源,关于责任、良知、人格等,已经受到历史性挑战。我们首先应该有勇气去正视,正视新的历史处境和自己内心可能发生的崩溃。鸵鸟式的姿态是无法面对现实世界的,那样只能导致理想与现实脱节,使自己成为一个苍白的理想主义者。

  其次要建立能够面对现实的新标准。一味解构不是办法,把形而上的价值解构完了,人就只剩下生物性、功利性欲望。人成其为人,总需要一种精神的东西,因此坚守是必要的,彻底的虚无主义是对人性的扼杀。问题在于坚守什么?我至少还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,虽然在有些人看来,也许是犯傻,不识时务。

  我这辈子打了十年工

   记者:看来您起初就为小说定下了沉重的基调和严肃的主题,这也意味着创作的艰难。

  阎真:的确,我力图写出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那种宿命性的同化力量,它以合情合理不动声色的强制性,逼迫每一个人就范,使他们失去身份,变成一个个仅仅活着的个体。我理解笔下的每一个人物,他们都有各自的非如此不可的理由,虽然这种理解是那样沉重。

  收集素材的笔记我就写了几百页。开始写了,也不敢轻易下笔,如履薄冰。我写得很慢,要对自己负责,更要对读者负责。构思就很棘手。毕竟时代不同了,在今天仍将这些文化巨人作为绝对的榜样,是不是还有充分的理由?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予以嘲讽是容易的,但对复杂的历史情境作出透彻解析,却有相当难度。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有了根本性改变,他们遭到严峻的挑战,这动摇了他们的生存根基。如果不对新的历史处境作出说明,却只是展开道德上的批判,那不但是苍白的,而且是在逃避。

  整理思路花了两年,写作修改又是两三年,五年我就写了这本书。书名前后我想了十多个,《当代》已经决定发表,我依旧定不下来。排版前夕,屈原的《渔父》启发了我,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”,当时特别兴奋,可谓顺手拈来。

  记者:《沧浪之水》获得《当代》2001年度文学大奖,后来您本人也被评选为“进步最大的作家”,您觉得是什么促成了您今天的成功?

  阎真:我懂得自己最擅长的技能是什么,并坚持下去。我这辈子打了十年工,当过临时工、铣工、砖瓦匠、厨师,但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,后来才当了作家。

  1973年我高中毕业,没有大学可考,政治推荐也轮不到我,就留在城里打了三年零工。帮人盖房子,挑砖,倒水泥预制板,在社会最底层混日子。有时灰尘汗水把眼镜片弄得一片模糊,走路踉跄,老被同行笑话。当时躺在床上,最大的理想是去国营单位当个正式工人,再不用飘来荡去的,但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,绝望的情绪,就像长沙的梅雨缠搅在心里。

  那时我就特别爱读书。一天工作八小时,工资一块零六分。不管多累,清晨6点多我就起身,到偏僻的地方去诵读课本。韩愈的《师说》、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都在那时背下的,30多年过去了,我依旧记得很清楚。要上工了,我就在手上抄十个英语单词:把挑土的担子一放下,就把手背扬起来记一个。

  1976年我到技工学校学了两年铣工,毕业后分到株洲拖拉机厂,给拖拉机驱动轴的一个零件铣槽。这一道固定的简单工序,我整整“铣”了两年。那时机器是自动运转的,把零件放上去,过3分钟再取下来,一天要做几百根。那3分钟我从不闲着,对着书本背公式记古诗,也不管别人骂我书呆子。上班争分抢秒,下班后我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就直奔图书馆,一坐就到关馆门。1980年,我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
  出国留学时,我边打工边读书。那时,我最大的消遣就是到公共图书馆借书来读。《红楼梦》我重读了四次,常常读得热泪盈眶。可以说,是这部书教会了我写小说,很多章节闭上眼睛也历历在目。我也日益明白,我的根在中国。1992年我放弃绿卡回国,很多人笑我傻,但我毫不后悔。

  记者:这一辈子,您打了十年工,尤其作为北大学生,在加拿大当厨师,您觉得这是不是人生的一截弯路?

  阎真:这十年含金量的确不高,可是也培养了我平民化的思想,懂得体恤底层人的悲欢,加深我对社会的了解。在国外洗碗,当厨师,或者装饰工,也是生活所迫。当食不裹腹时,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,抵不上一顿早餐。这使得我深刻地体验到什么是“民以食为天”,很多浪漫的思想都被现实的残酷枪毙了。可以说,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是有意义的。看你自己的理解。

  记者:您把自己的留学故事写成了第一部小说《曾在天涯》。这是您文学生涯的第一步?

  阎真:说起和文学的渊源,还是在1979年。当时《湖南文学》开展“青年文学征文竞赛”,我就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《菊妹子》投过去,居然获奖了,也把文学的种子埋在了心底。那时临近高考,只剩半年准备,我还是决定放弃理科。

  几十年了,我庆幸自己当初抉择的正确。奋斗也要找准方向。每天都去建筑工地挑土,再肯干,挑一辈子还是个挑土工。要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空间,成就梦想。如果让我当国家领导人,三天就要被轰下台;让我去做生意,结局一定是破产。我很清楚自己,只有手中这枝秃笔,才可能结出成熟的果实。

  做人和当作家

   记者:您的朋友都说您是个比较淳朴和直爽的人,对您能逼真刻画官场风云,熟悉那些秘而不宣又讳莫如深的官场“原则”感到吃惊。

  阎真:很多人都吃惊。(笑)我是科班出身,大学读书很刻苦努力,打下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,对人生有形而上的思考,写作时能将这种生命哲学渗透进去,而不仅仅是凭着对生活体验的那种本能在写。

  别人看我的小说,觉得我是心有城府的人,老练老辣,一看人,觉得还是书生型,说话直爽,还常常得罪人。连我老婆都说:“你看看,这句话你又说错了。”其实我都懂,哪些话人家听了高兴,哪些话对方听了可能拂袖而去。可是我有我做人的原则,宁愿保持诚实的沉默。当作家,我可以很细腻地体会人物的内心世界,从一些小细节挖掘出一些大内容,去“体验”他人的生活,犹如巴尔扎克写到人物服毒时,自己嘴里也尝到了砒霜的滋味。但是生活中,我是我自己,你让我像池大为那样去升官发财,我绝对做不到。不是不能为,而是不屑为之。

  记者:从没有改变过您这种执拗的淳朴吗?

  阎真:没有。我就是这种脾气。在形而上的层面,我是悲观主义者,但在日常生活层面,我是个正常人,而且是个好人,从来不去伤害任何人。

  曾有个比较相好的朋友,我刚回国时他找我借了6000元,说一年之内还给我。我二话没说就从银行取钱,其实那时我并不富裕,每1分都是自己在加拿大刷盘子挣的啊。他也提起立字据,当时我说:“都是朋友,不用这样。”后来,他对我能躲就躲,万一碰上我,就哭丧着脸,双手一摊:“生意没有做好啊。”几年过去了,他都不提还钱这件事。

  我也不好意思去要,但也认清了一个人。不过,这并不能动摇我做人的原则。只是今后借钱,一般都会请求立字据。人要讲诚信,但君子之交在现代社会也要有凭据保证。

  记者:您曾说,“人生难得跳几跳,考上北大是一跳,《沧浪之水》出书是第二跳。”那么下一跳能透露一二吗?

  阎真:《沧浪之水》能获文学大奖,完全出乎意料。(笑)这对自己是一次超越,也是一种鼓励;而且是以可能的方式,尽了知识分子的一点社会责任。

  下一跳是不重复自己,换一个战场作战。我相信,公正总在时间的路口等待,人可以追求干净的成功。如果暂时还看不到光亮,那就还需要坚持往前走。在最艰难的时候,也决不抱怨生活,就一定会收获满捧的阳光。

阎真:因为女人,所以困顿